天刚蒙蒙亮，雾还没散尽，珊瑚坝机场的跑道上湿漉漉的，泛着灰白的光。飞机从北面飞来，螺旋桨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在低空盘旋一圈后缓缓下降。起落架触地时发出沉闷的撞击声，机身滑行一段距离，最终停稳在停机坪边缘。
舷梯被推了过去，金属脚架压进泥地里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舱门打开，先下来的是两名穿灰色制服的机组人员，低头查看文件，快步走向地面调度站。接着是几个男乘客，拎着皮箱、挎包，一边咳嗽一边走下台阶。他们穿着厚呢大衣，领子竖起来挡风，脚步匆匆，没人停留。
然后，她出现了，程知宜站在机舱门口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另一只手轻轻抚了抚旗袍下摆。阴丹士林蓝的布料垂顺地贴着腿线，裙摆开衩处刚好到小腿肚，露出一双黑色高跟鞋。她没戴帽子，头发梳成规整的发髻，别着一枚珍珠耳钉，在晨光里泛出一点温润的光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下机梯，台阶有七级，她走得不快，每一步都踩得稳。走到第三级时，她略略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接机的人群。左侧是几辆军用吉普，车旁站着几个穿便装的男人，袖口卷起，手插在裤兜里，眼神时不时往这边瞟。右侧是一群记者，举着相机，低声交谈。还有些零散的人站在外围，有穿长衫的商人模样，也有穿学生装的年轻人，没有熟悉的脸。
她收回视线，继续往下走。脚跟落地时发出清脆的一声响，像是敲在水泥地上的一记节拍。她提着皮箱的手没有抖，肩线平直，背脊挺得笔直。走到最后一级时，她微微侧头，看向远处的候检区。铁皮顶棚下的通道口排着队，士兵在检查通行证。她的嘴角动了动，扬起一个浅淡的笑——不大，也不热情，只是礼貌性地向上牵了牵嘴角，随即恢复平静。
人群里开始有人注意到她了。
“那是《新民报》的？”一个戴眼镜的男记者低声问同伴。
“看着像。前阵子听说他们派了个女记者去延安采访，是不是就是她？”
“能去延安的记者，哪个是简单的？你没看她下飞机那样子，一点都不慌嘛。”
旁边一个穿藏青色夹克的男人没说话，只把手里的笔记本翻了一页，用铅笔快速画了几笔轮廓，又写下“身高约五尺五寸，旗袍，左耳珍珠，右手提棕皮箱，无随行人员”。写完合上本子，塞进内袋。
程知宜听见了说话声，但没回头。她目视前方，步伐稳定，朝着出口方向走去。途中有个报社的年轻编辑试图迎上来搭话：“请问您是从延安来的吗？能不能做个简短采访？”
她摇头，声音不高的回道：“任务在身，不便多谈。”
那人还想再问，她已经错身而过，脚踩的地面是碎石铺的，鞋跟踩上去有些颠簸。她调整了一下握箱柄的姿势，左手轻抚过旗袍袖口，确认纽扣系紧。风从江面吹过来，带着水汽和煤烟味，把鬓角一缕碎发吹了起来。她没伸手去撩，任它贴在脸颊上。
离出口还有二十几步时，她察觉到右侧有人跟了一段。是个穿灰长衫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份报纸，走路时总比她慢半步。她不动声色，余光扫去，见那人眼角有道细疤，右手拇指一直摩挲着报纸边沿，像是在数折痕。
她在第三个路灯柱前忽然停下，弯腰整理鞋带，那人也停下，假装看报。她系好鞋带，起身，继续走。这一次，脚步略快了些。拐进候检通道前，她回头看了一眼。
发现灰长衫男人站在原地，低头点了根烟，火光一闪，随即熄灭。
她走进通道，这里人多，空气浑浊，混杂着汗味、烟草和旧雨衣的霉味。排队的人低声说话，有的抱怨检查太慢，有的打听航班延误情况。她站在队伍末尾，把通行证从皮箱夹层取出，捏在手里。纸张有点潮，边角起了毛。
前面是个挑担的菜贩，正被士兵翻查箩筐。萝卜滚出来一个，没人去捡。她盯着那颗萝卜看了两秒，移开目光。
士兵挥手放行，菜贩赶紧收拾东西往前走。轮到她时，哨兵接过证件，抬头打量她一眼，“程知宜？”
“是。”
“职业？”
“新民报记者。”
哨兵低头核对名单，笔尖在纸上划了一下。他又看了看通行证上的照片，再抬头看她，眼神多停留了半秒，“从延安来的？”
“经西安中转，昨夜到万县，今早飞抵重庆。”
“来重庆做什么？”
“执行特派采访任务。”
哨兵没再问，把通行证还给她，抬手示意通行，她点头致谢，收好证件，提起箱子走入大厅。
候机厅不大，水泥地打了蜡，反着光。靠墙摆着几排木椅，坐着等航班的人。角落里有个卖茶水的小摊，炉子上坐着铜壶，冒着热气。广播里正播报下午两点飞成都的班次，女播音员的声音干涩，带着电流杂音。
她站在立柱旁，左手握住箱柄，右手垂在身侧，指尖轻轻碰了碰旗袍侧缝。那里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针脚，她抬头看墙上的钟：六点十七分。
飞机准点降落，整个流程比预想顺利。没有人认出她。那个灰长衫男人没跟进来，哨兵也只是例行核查。
但她不敢松懈，她记得训练时教官说过的话：“第一次落地最危险。所有东西都是新的，环境是新的，连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的。你不知道谁在看你，也不知道哪句话会被记下来。”
她的目光扫过大厅：穿军装的参谋、抱着孩子的妇女、抽烟的商贩、来回踱步的旅客……每个人都寻常，又都不完全寻常。
她往前走了几步，靠近售票窗口，假装查看航班表。玻璃后坐着个穿制服的女职员，正在填单据。她余光留意身后动静。
三分钟后，她转身，朝出口走去。
外面阳光已经透出云层，照在停机坪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。她抬手挡了一下，脚步没停。走出门廊时，一阵风扑面而来，吹得旗袍下摆轻轻扬起。
她穿过停车场，绕过一辆军车，走向路边的黄包车聚集点。车夫们看见她，立刻围上来两个，“小姐，去哪儿？”“要车吗？干净，跑得快！”
她选了左边那辆，把箱子放进后座，自己坐上去，说道:“去七星岗。”
车夫应了一声，拉起车杆就走，黄包车起步时颠了一下，她扶住车沿，脊背贴紧靠垫。车子沿着江岸公路前行，轮胎碾过碎石路，发出单调的沙沙声。
她回望机场方向，航站楼越来越小，最终缩成地平线上一个灰点。
风吹在脸上，带着江水的气息。她摘下一只手套，将手指贴在唇边呵了口气，又重新戴上。
车子拐过山弯，城市街道逐渐密集起来。电线杆立在路边，挂着嗡嗡作响的电缆。店铺陆续开门，伙计在门前扫地。一个报童举着报纸在街角喊：“号外！华北战局最新进展！”
她听着那声音，慢慢放松了肩膀。但右手始终按在皮箱盖上，没有挪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