却说杨绍芳读罢刘天和密函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嘉靖十四年冬月，丹徒老宅书房内炭火正旺，他却觉遍体生寒。那《边事秘录》竟成祸端，若真有人借此构陷伯祖“私通边将”，不但杨家遭殃，恐累及沐府、牵动边关。
正惶惑间，老仆杨忠又递上一封书信，乃南京胡缵宗加急寄来。缵宗信中言：“近日南京都察院有御史暗中查访杨公与黔国公府往来文书，似受都察院左都御史汪鋐指使。汪鋐乃张璁（时已更名张孚敬）门生，素与杨公有隙。闻其已密奏圣上，谓杨公生前‘结交藩镇，私藏边防机要’，请旨彻查。表兄需早作应对。”
两信印证，事态确已危急。绍芳思忖：伯祖遗著既已引祸，当先保全要紧。遂连夜将《石淙诗稿》《关中奏议》《边务纪要》诸稿清点，分装三箱。一箱托付镇江金山寺住持性空法师，藏于藏经阁暗室；一箱交予老仆杨忠，密送常州舅家；一箱最紧要者，含《安边撮要》及杨一清晚年日记，随身携带。
然《边事秘录》下落仍悬。绍芳忆及伯祖致董玘信中言“藏之滇中故里安宁，托沐府保管”，此事必须亲往云南查证。然此时若贸然赴滇，恐正中奸人下怀——若被诬为“与沐府密谋”，百口莫辩。
正当进退维谷之际，门上报有客至。来者竟是陕西旧部张勇之子张武，奉刘天和之命，率六名亲兵乔装南来。张武呈上刘天和亲笔：“闻朝中奸佞欲构陷杨公，某已上疏辩诬。然势孤力单，恐难回天。特遣家丁护卫先生，若事急，可护先生暂避。另，陕西三边将士联名血书在此，若朝廷真要加罪杨家，二十万边军愿以身家性命作保！”
展开血书，但见密密麻麻指纹血迹，为首者延绥总兵周尚文、宁夏总兵任杰、甘肃总兵姜奭等数十将签名，书云：“杨文襄公经略三边，功在社稷。今闻有小人欲诬公清名，边关将士无不愤慨。若使忠臣蒙冤，则边军寒心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字字铿锵，如闻战鼓。
绍芳手捧血书，泪如雨下。伯祖逝世十余载，边关将士犹念其德，此真可谓“公道自在人心”。
嘉靖十五年初，朝中果起波澜。正月大朝，都察院左都御史汪鋐出班奏：“臣闻故少师杨一清生前与云南沐府过从甚密，私藏边防机要文书，名曰《边事秘录》。此书详载九边虚实、将帅短长，若泄露外藩，危害社稷。请旨查抄杨家，追缴秘录，以绝后患。”
此言一出，满朝哗然。兵部尚书刘天和当即抗辩：“汪御史此言差矣！杨公《西北边务纪要》已刊行兵部，其中‘茶马五策’‘边墙三要’等，皆安边良谋。边关将士依之御虏，屡建战功，此有‘野狐岭之捷’为证。所谓《边事秘录》，臣从未听闻，恐是谣传。”
汪鋐冷笑：“刘尚书与杨一清有旧，自然回护。然据云南按察使密报，缅甸宣慰司士司确在暗中寻访此书。若无此事，蛮夷何以知之？”
此时，礼部尚书严嵩出班（嘉靖十五年任礼部尚书，尚未入阁），缓缓道：“杨一清乃四朝老臣，功过自有公论。然臣闻其晚年致仕后，仍与边将书信往来，评议朝政，此确有违臣道。至于《秘录》真伪，当查实再议。”
严嵩此言，看似公允，实藏机锋。既点出“与边将往来”之过，又留“查实”余地，乃是坐观风向。
嘉靖帝端坐龙椅，沉吟良久，方道：“杨一清事，朕所知甚详。其人刚直敢言，然性褊急，晚年与张孚敬（璁）不睦，亦是事实。至于《秘录》……”帝目视司礼监太监鲍忠：“鲍伴伴，当年你在司礼监，可知此事？”
鲍忠时已退休，特召入朝。闻皇帝垂询，躬身道：“回皇爷，老奴在司礼监四十载，杨先生所有奏疏章表皆经手，从未见所谓《边事秘录》。然杨先生确曾言‘边事有可明言者，有不可明言者’。或有私撰，亦未可知。”
这番模棱两可之言，令朝堂愈乱。支持杨一清者如翰林学士顾鼎臣、兵部侍郎王廷相等纷纷出班辩护；反对者则揪住“私撰机要”不放。争议半日，嘉靖帝命：“着南京刑部、都察院彻查杨一清遗著事，若确有《秘录》，收缴入库；若无，不得滋扰其家。”
圣旨虽下，然“彻查”二字，已令杨家陷入险境。
消息传至丹徒，已在正月二十。南京刑部主事王学益（嘉靖十一年进士，时官南京刑部主事，后附严嵩）率差役三十人直扑杨家，声称奉旨查书。
杨绍芳早得胡缵宗密报，已将紧要书籍转移。王学益带人翻检一日，仅得寻常经史、家谱、书信等物。恼羞成怒之下，命将杨绍芳带往南京问话。
此时张武等护卫欲动武，绍芳急止：“不可！此乃钦案，动武即坐实罪名。”坦然随差役登船。
船行长江，夜泊瓜洲。王学益于舱中再审绍芳，逼问《秘录》下落。绍芳从容道：“先祖遗著，除已刊《诗稿》《奏议》《纪要》外，别无他物。大人所谓《秘录》，或是谣传。”
王学益冷笑：“有人举发，杨一清晚年常言‘吾有未刊之秘’，此语岂是空穴来风？”
绍芳心念电转，知此“有人”必是深知内情者。忽想起一事：伯祖晚年门客中，有一常州文人施雨，曾参与整理文稿。此人后投靠张璁，或即告密者？
正对峙间，舱外忽起喧哗。但见数艘快船围拢，火把通明。一官员立于船头，高声道：“南京守备太监衙门在此！奉鲍公公钧旨，杨氏一案由守备衙门协查。请王主事移步说话！”
来者乃守备衙门理刑太监黄锦。王学益虽不情愿，然守备太监权势熏天，只得过船。黄锦屏退左右，低声道：“王主事，此案水深。鲍公公有话：杨一清之事，牵动边关二十万将士。今陕西三边总兵联名上奏，愿以全家性命保杨家。若逼反边军，谁能担待？”
王学益色变：“下官奉旨行事……”
“旨意是‘彻查’，非‘构陷’。”黄锦冷笑，“鲍公公已奏明皇上，此案由南京三法司会同守备衙门共审，不得用刑，不得羁押。王主事若执意用强，恐难收场。”
原来刘天和在京活动，通过鲍忠等宦官施加压力。嘉靖帝虽猜忌杨一清，然更惧边军生变——正德年间宁夏安化王之乱，前车之鉴不远。
王学益只得让步。次日抵南京，绍芳被安置于报恩寺禅房，名为“听候传讯”，实是保护。胡缵宗暗中打点，送衣食，通消息。
绍芳羁留南京期间，外间对杨一清的评价却愈加热烈。嘉靖十五年春，《大明会典》重修，翰林院议“名臣列传”收录标准。杨一清该当何评，争议再起。
支持者以詹事府詹事霍韬为首。霍韬上《请褒录杨一清疏》，列其六大功：一曰计除刘瑾（正德五年与张永合谋除瑾）；二曰平定宁夏（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之乱）；三曰经略三边（修筑边墙、整顿茶马）；四曰振兴文教（督学陕西、创正学书院）；五曰荐拔贤才（李梦阳、康海等皆其所荐）；六曰著述宏富（诗文奏议有益后世）。疏末言：“若此等功勋犹遭贬斥，则忠臣解体，谁复为国家效死力？”
反对者则翻出旧账。都给事中夏言（此时尚未入阁）上疏，指杨一清“三失”：一失在正德初年未能遏制刘瑾坐大；二失在嘉靖三年“大礼议”中首鼠两端；三失在晚年“不能持廉”，致仕时“辎重三十车”，有贪墨之嫌。
双方各执一词，奏疏往来，竟成嘉靖朝一场舆论大战。民间亦议论纷纷，茶楼酒肆常有士子争辩。有说书人编《杨石淙演义》，说其“出将入相”事迹；亦有文人作《石淙秽史》，捕风捉影编造丑闻。
绍芳在报恩寺闻此，心如刀绞。这日胡缵宗携新刊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来访，书中收录杨一清传记，撰者乃著名史家郑晓（嘉靖二年进士，时官刑部郎中，以博通经史著称）。绍芳急展读，见郑晓评曰：
“杨一清性警敏，好谈经济，尤熟边事。其才一时无两，然器量褊狭，不能容物。初与张璁共除瑾党，后因议礼生隙，遂成仇敌。晚年为桂萼所轧，不安于位，实有自取处。然综其一生，功在社稷者七，过在身家者三。若苛求完人，则郭子仪、裴度亦有过矣。呜呼！当正德昏乱、嘉靖初政之际，若无杨石淙斡旋其间，国事殆不可问。此其功不可没也。”
此评颇为公允，既肯定功绩，亦不讳瑕疵。绍芳读罢，叹道：“郑公真良史也！伯祖尝言：‘吾非圣贤，焉能无过？但求无愧于心耳。’今得此评，可慰泉下。”
缵宗道：“不止郑晓。近日王世贞著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，虽未成书，然其笔记中论及伯祖，谓‘杨应宁才具足为宰相，然性情刚愎，不善调和，故终不能久居相位’。此亦持平之论。”
二人正谈论，忽有小沙弥递入名刺，乃南京国子监博士王畿求见。王畿字汝中，乃心学大家王阳明高足。绍芳忙请入，王畿道：“在下编纂《皇明理学名臣录》，欲收文襄公事迹。闻公尝与阳明先生论学，可有此事？”
绍芳忆起，确有一事：正德八年，王阳明巡抚南赣，途经镇江，曾与杨一清会于金山。二人论“知行合一”，杨一清曰：“知易行难，边事尤然。”阳明答：“知行本一，不行只是不知。”事后杨一清谓门人：“王伯安（阳明字）之学，切实可用。”
王畿录此轶事，又道：“文襄公虽不以理学名，然其奏议中‘知行相须’之论，与阳明心学暗合。此乃实学，非空谈可比。”遂将杨一清列入“经济实学”一脉。
可见学界对杨一清的评价，已渐趋理性多元。
嘉靖十五年四月，争议终达御前。帝召内阁大学士李时、礼部尚书严嵩、兵部尚书刘天和、都察院汪鋐等，于文华殿议事。
汪鋐率先发难：“杨一清《边事秘录》虽未查实，然其与沐府过从甚密，有书信为证。此乃藩镇勾结，大干法纪。”
刘天和抗辩：“沐氏世镇云南，杨公祖籍安宁，同乡往来有何不可？且杨公督学陕西时，沐昆（沐绍勋之父）适在陕为将，故旧相交，情理之中。”
严嵩缓缓道：“臣查杨一清与沐府书信，多论边事民俗，并无悖逆之言。然有一节：杨公晚年致沐绍勋书，有‘滇中可作桃源’之语，似有隐退避祸之意。此或授人口实。”
此语阴毒，暗指杨一清有“不臣之心”。刘天和怒道：“严尚书断章取义！此信全文臣曾见，杨公言‘若朝中奸佞不容，老夫当归滇中，耕读终老’。此乃士大夫常情，何来悖逆？”
双方争持不下。嘉靖帝忽问李时：“李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李时乃首辅，老成持重，奏道：“臣观杨一清一生，有大功于国，亦有小过在身。然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昔汉武帝悔杀晁错，唐玄宗愧对张九龄。陛下圣明，当效汉唐明主，包容功臣之后。”
帝默然良久，忽问：“杨一清家眷现如何？”
刘天和急奏：“其侄孙杨绍芳现羁南京。此子纯孝，整理遗著，刊行天下，有功文教。且边关将士血书犹在，若加罪杨家，恐寒将士之心。”
帝起身踱步，忽叹道：“朕非不明杨一清之功。然当年‘大礼议’，彼首鼠两端，朕心实憾。今其既逝，本不想追究。然朝中既有议论，不得不查。”顿了顿，道：“传旨：杨一清功过，着史馆秉笔直书，不得隐恶，亦不得没善。其家眷，查无实据，不得为难。杨绍芳即释归。至于《秘录》……”帝目视鲍忠：“鲍伴伴，你亲往云南沐府查问，若有，取来朕观；若无，就此了结。”
此旨一下，争议暂息。虽未彻底平反，然“不得为难”四字，已保杨家无恙。
鲍忠奉旨赴滇，嘉靖十五年六月抵昆明。黔国公沐绍勋亲迎，待以钦差礼。问及《边事秘录》，绍勋愕然：“末将从未听闻此名。”
鲍忠出示杨一清致董玘信副本。绍勋阅罢，沉吟道：“先父在日，确曾受杨公托付一铁匣，言‘异日边关危殆时可启’。然未言内有何物。”即引鲍忠至国公府秘阁。
但见秘阁建于石室之中，三重铁门。最内一室供有沐英、沐春等先祖牌位，其下有一紫檀木柜。启柜得铁匣，长一尺，宽六寸，锈迹斑斑。匣面刻“丙戌年腊月，石淙托存”，正是嘉靖五年。
鲍忠、沐绍勋焚香叩拜后启匣。内藏油布包裹，解开乃一册手稿，封面题《边事预判录》，旁小字“此录所记，乃老夫推演未来三十年边患演变。然天机难测，或有不验，阅后即焚”。
二人屏息观之。开篇即云：“老夫历事四朝，观北虏之势，俺答之后，其子黄台吉、其孙扯力克必相继为患。然虏势盛极必衰，约在嘉靖四十年后，内乱将起。届时若朝廷善抚，可收其部为屏藩……”
后续预测：辽东女真将兴，宜早扶持叶赫部制衡；东南倭患十年内必炽，须严海禁、练水师；西南土司恐有变，宜改土归流……最惊心者，末页预言：“嘉靖二十一年后，朝中必有巨奸柄国，残害忠良。边事之坏，不在虏强，而在朝纲不振。”
鲍忠读罢，手颤不止。此录若公开，必掀滔天巨浪——不但预言边患，更直指“巨奸柄国”，今上最忌此类言论。
沐绍勋亦变色：“此物留之是祸。”即欲投诸火盆。
鲍忠急止：“此乃杨公心血，且预言多已应验。俺答之势、倭患之起，皆如所言。不如密呈皇上，或可警示将来。”
二人议定，抄录副本，原本仍存铁匣。
且说鲍忠与沐绍勋议定抄录《预判录》副本，当晚宿于黔国公府东厢。时值嘉靖十五年六月中，滇中暑热未消，鲍忠心中有事，辗转难眠。忽闻廊下有啜泣声，推窗视之，见一老仆跪于院中芭蕉树下，焚纸默祷。
鲍忠唤来询问，老仆拭泪道：“小人杨忠，祖籍安宁，世代侍奉杨氏。先父随侍故景公大人（杨一清父杨景），小人自幼在杨府为仆。嘉靖六年文襄公薨时，小人送文襄公衣冠归滇，蒙黔国公收留，看守这秘阁已有九年矣。今夜乃公冥寿，焚纸告祭。”
鲍忠动容，赐坐细问。杨忠虽年逾七旬，然记忆清晰，娓娓道来：“文襄公在世时，待下极厚。弘治十五年，公巡抚陕西，于西安建正学书院。那年冬，小人染寒疾，公亲命延医，赠药饵，谓‘书院工役皆国家元气，不可轻忽’。后书院成，关中士子云集，李梦阳、康海诸公常来讲学。公每暇必至，与诸生论《春秋》《左传》，尝言：‘治边如治经，须知大义、通权变。’”
言至此，杨忠从怀中取出一泛黄册页：“此乃公当年手书《书院学规》残页，小人珍藏至今。”鲍忠就灯观之，见笔力遒劲：“一曰敦本实，二曰通经史，三曰知边务，四曰重践履。”旁有小字批注：“今之学者，多空谈性理，不知边塞烽火、民间疾苦。此院当育有用之才。”
“公之兴学，非止一端。”杨忠续道，“正德五年，公平定安化王之乱后，于宁夏建‘朔方书院’，专教边将子弟兵法舆地。有勋贵子弟骄纵，公召而训之：‘尔祖执干戈卫社稷，岂愿子孙成纨绔？’又亲撰《边将箴》刻于壁：‘为将之道，智信仁勇严。不知书史，匹夫之勇耳。’”
鲍忠叹道：“难怪西北将帅多感念杨公。”
“然公也因此遭谤。”杨忠垂泪，“嘉靖初年，有御史劾公‘结纳边将，培植私党’。小人亲见公掷奏疏于地，怒道：‘吾教边将子弟读书明理，竟成罪状？若边将皆莽夫，谁卫疆土？’后公致仕，离陕那日，西安百姓焚香跪送数十里。有老卒哭喊：‘杨公去矣，谁复怜我边人？’声震四野……”
说到此处，杨忠老泪纵横。忽咳嗽不止，竟呕出血来。鲍忠急唤医官，杨忠摇手：“小人沉疴已久，今得遇公公，诉公往事，死而无憾。只有一事相托……”唤其子杨赋近前，“吾儿随我守秘阁，识得几个字。愿公公携往京师，若能侍奉杨氏后人，继我未尽之志，则杨氏三代忠仆，不负文襄公矣。”
言毕气绝。鲍忠恻然，厚葬之，收杨赋为随从。此事按下不表。
却说鲍忠携副本返京途中，舟过洞庭，夜泊君山。是夜月明如昼，鲍忠独坐船头，展《预判录》复观。至“边事之坏，不在虏强，而在朝纲不振”一句，忽忆起一桩旧事。
正德十二年，武宗皇帝欲南巡，群臣谏阻。时杨一清以少傅、太子太傅衔致仕居镇江，闻讯疾书密奏，托司礼监太监张永呈递。鲍忠那时尚在司礼监当差，亲见奏疏中有“陛下临御十有二载，北狩者三，西巡者再。今又欲南幸，岂知民间疾苦耶？”等语，言辞激烈。武宗览奏怒掷于地，张永拾起密藏。后南巡果激起宁王之乱，应了杨公“巡游无度，必生内变”之预言。
鲍忠正追思间，杨赋奉茶近前，怯问：“公公常念文襄公，究竟何等人物？”
鲍忠遥指湖月：“譬如这洞庭之水，看似平静，内藏波涛。杨公一生，四起四落：成化间以奇童荐翰林，弘治间巡抚陕西，正德间总制三边、计除刘瑾，嘉靖间入阁拜相。每至低谷，辄归镇江石淙精舍，著书立说。其《石淙诗稿》中《归田杂咏》有句：‘功名过眼云烟散，只有文章天地留。’此公自知仕途难测，故寄情笔墨。”
“然公之文章，非文士雕虫。”鲍忠续道，“昔李东阳评其《关中奏议》‘字字皆从实践中来’。咱家记得正德十年，公奏请修筑延绥边墙，预算银两、民夫数目、工期日程，列得明明白白。工部驳以‘劳民伤财’，公复奏：‘今费银十万筑墙，可省日后百万军费。且以工代赈，活饥民数万，一举两得。’后墙成，鞑靼犯边果受挫。此等奏议，岂是空谈文章？”
杨赋又问：“闻朝中有人讥公‘晚节不终’？”
鲍忠冷笑：“此党争诬语耳。嘉靖三年‘大礼议’，公初附杨廷和，后见世宗意志坚决，转请追尊兴献王为皇考。此实审时度势，然被诟病‘首鼠两端’。实则公私下尝言：‘礼仪之争，徒耗国力。当务之急在整顿边备、安抚流民。’然其时朝野皆陷争议，谁听此言？”
说到此处，鲍忠忽压低声音：“最可叹者，公晚年与张璁、桂萼交恶，实起因于边政。公欲调广西土兵戍边，张、桂斥为‘引狼入室’；公请复河套，二人骂‘穷兵黩武’。其实公《河套经纬》中明言：‘复套非为拓土，乃取战略主动。且可屯田养兵，省转运之费。’然政敌断章取义，加之公性刚直，不屑辩解，遂遭排挤。”
舟行至武昌，鲍忠登岸拜访致仕大学士费宏。费宏与杨一清同年入阁，谈及往事，唏嘘不已：“应宁之才，实为宰相之器。然其瑕疵亦不必讳：一是性急，嘉靖初年因盐法事与户部尚书孙交当廷争执，声色俱厉，有失大臣体；二是用人偶偏，如荐举门生李梦阳为江西提学，梦阳虽文才出众，然行事狂放，终惹祸端。此二者，史家当秉笔直书。”
鲍忠道：“然李梦阳后来编纂《弘德集》，收录杨公边塞诗十二首，评曰‘开我朝诗史新境’，岂非知恩图报？”
费宏颔首：“此是文坛佳话。应宁诗文，确有大成就。彼尝与某论诗，谓‘杜甫《兵车行》《哀江头》，非身经乱世不能作。今之诗人，当写边塞风雪、民间疾苦’。其《石淙诗稿》中《鬻女谣》《踏车叹》诸篇，直追白乐天新乐府。钱谦益编《列朝诗集》，收录杨诗最多，称其‘以经济之才，发为歌咏，自成一格’，此评公允。”
辞别费宏，鲍忠北行过开封。闻致仕御史毛伯温居此，特往拜访。毛伯温曾任陕西巡按，亲历杨一清治陕，言之凿凿：“杨公最大功绩，在茶马之制。昔番商以劣马换好茶，公定‘马分九等，茶分三等，等价交易’，又设‘茶引勘合’，堵住走私。一年间，太仆寺增马八千匹。然此策触犯茶商利益，谤言遂起，谓公‘收受番人贿赂’。当时查无实据，然流毒至今。”
鲍忠叹道：“功高谤随，古来如此。”
及至保定，遇大雨阻程。宿驿馆时，有老驿丞闻鲍忠身份，叩问：“听说朝廷在议杨少师功过？小老儿正德年间在延绥当驿卒，亲见杨公巡视边墙。那时天寒地冻，公与军士同食麦饼，夜宿营帐。有千户献狐裘，公斥曰：‘将士皆着旧袄，吾独衣裘，何以服众？’此事边军传颂至今。请公公奏明圣上：边关老兵，皆念杨公恩德。”
鲍忠扶起老驿丞，感慨万千。这一路南来北往，所见所闻，杨一清形象愈发明晰：在朝是诤臣，在边是能臣，在文是巨匠，在野是仁者。虽有瑕疵，然瑕不掩瑜。
忽忆起一事：嘉靖七年，杨一清薨逝前三月，鲍忠奉旨探病。公卧榻上，以《石淙诗稿》定本相托，喘言：“老夫诗文，不必求传世，然其中边塞诸作，或可资后来者参考。若后世有修边志者，可取一观。”其时公已骨瘦如柴，然目光如炬，又叹：“只恨河套未复，茶马未臻完善。后人续之，老夫死且瞑目。”
思及此，鲍忠对杨赋道：“尔父嘱你继承遗志，岂止侍奉杨家？当知杨公一生心血，在边务，在文教，在民生。今《预判录》在此，若能使圣上幡然醒悟，重用忠良，整饬边备，则杨公虽死犹生。”
杨赋泣拜：“小人虽愚钝，愿效犬马。”
且说鲍忠携副本返京，密呈嘉靖帝。嘉靖十五年八月，鲍忠返京复命。夜入西苑，于玉熙宫密觐皇帝。
帝阅《预判录》，初时蹙眉，渐而凝重，终至长叹。掩卷问鲍忠：“杨一清果有如此见识？”
鲍忠跪奏：“老奴亲见，此录预言俺答之势、倭患之起，今皆应验。且杨公早言‘边事之坏在朝纲’，观近年来边将频换、政令不一，岂非不幸言中？”
帝默然良久，忽道：“当年‘大礼议’，杨一清若坚决附朕，朕必大用。然其首鼠两端，故朕心不喜。今观此录，其人谋国之深，实非常人可及。”顿了顿，“然此录不可外传，尤以‘巨奸柄国’等语，若流传在外，必生事端。”
鲍忠会意：“老奴已令沐府严守秘密，副本唯皇爷与老奴得见。”
帝颔首，忽问：“杨一清子孙现如何？”
“其侄孙杨绍芳已释归，仍居丹徒。此子刊刻遗著，传承家学，颇肖其祖。”
帝沉吟道：“杨一清功在社稷，不可使其子孙沦落。传旨：赐杨绍芳国子监生员资格，准其入监读书。另，杨一清《石淙诗稿》《关中奏议》着礼部重刊，颁行天下。”
此旨虽未公开平反，然“重刊颁行”已是极大认可。消息传出，朝中杨一清故旧皆感欣慰。
九月，帝偶感风寒，卧病西苑。夜梦杨一清立于床前，银髯朱袍，侃侃论边事。惊醒后召翰林侍读学士张衮，口谕：“杨一清乃国之栋梁，朕悔当初猜忌。其文集重刊时，可命尔等作序，明朕悔悟之意。”
张衮即作《御制重刊杨文襄公文集序》，中有“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，兼出将入相之略。虽晚遭谗谤，然忠诚不改。朕每思先生‘茶马五策’‘边墙三要’之言，未尝不叹其谋国之远。今特重刊遗著，庶几先生心血不泯，后世得览全璧”等语。此序虽以臣子口吻，实为帝意。
序文传至丹徒，杨绍芳北望叩首，泣不成声。十年艰辛，终得昭雪。
嘉靖十六年后，杨一清评价渐趋稳定。各种史籍、笔记、方志，皆给予正面评价为主。
《明世宗实录》编纂时（按：实录始修于隆庆元年，然资料积累早始），史官采录各方说法，最终定评：“杨一清博学善权变，尤晓畅边事。其才一时无两，然性刚褊，不能容物，故屡起屡蹶。然综其生平，功大于过，可称弘治、正德间第一名臣。”
地方志亦多褒扬。《云南通志》将其列为“乡贤第一”，赞“公虽幼离滇，然终生以滇人自居，遗命归葬故里，此赤子之心也”。《陕西通志》专设“杨一清治陕事迹”，详记其修水利、兴学校、固边防诸政绩。
文人著作中，评价最为丰富。李贽《续藏书》将杨一清与于谦、王守仁并列，称“三公皆文武全才，然杨石淙际遇最险，功业最显”。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论“明代宰相才略”，列杨一清为第一等，谓“应变之才、守边之略，无出石淙右者”。
然批评之声并未绝迹。万历年间，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仍指杨一清“晚节不终，与张、桂（张璁、桂萼）争权失败，实有自取”。此类批评多集中于其政治斗争失利，而非军功政绩。
至明末清初，史家总结明室兴衰，对杨一清评价愈高。张廷玉《明史·杨一清传》论赞：“一清生而隐宫，貌寝而性警敏，好谈经济大略。在陕久，熟谙边事。其才一时无两，或比之姚崇云。”将其与唐代名相姚崇相比，评价极高。
有趣的是，后世对杨一清的争议，反成为研究明中期政治的钥匙。其与宦官（张永）、权臣（张璁）、边将（沐氏）的复杂关系，恰是成化至嘉靖朝政的缩影。其著作的流传与查禁，亦折射出明代文化政策的变迁。
杨绍芳晚年，曾对子孙言：“伯祖一生，毁誉交加。然真金不怕火炼，今《明史》定论，可慰泉下。尔等当记：人非圣贤，但求尽心尽力。功过自有后人评说，但求无愧而已。”
嘉靖十八年，杨绍芳已入国子监三年，潜心学问，整理伯祖遗著。这日忽接云南来信，乃沐绍勋之子沐朝弼手书。
信中言：“先父临终前密嘱：杨文襄公所托铁匣，内除《预判录》外，匣底另有夹层。当年鲍公公取书时，未及细查。今重检，得密函一封，乃杨公致先父绝笔。中有骇人之语：‘老夫预判，嘉靖四十年后，辽东将有真龙兴。若朝廷处置不当，恐成巨患。此语不可轻泄，唯付沐氏子孙，代代相传，待时而动。’晚辈见此，心胆俱裂。此事关天机，不敢匿藏，特密报先生。”
随信附密函抄本。绍芳展读，果见伯祖笔迹：“……老夫夜观天象，辽东有王气渐升。推演干支，当在嘉靖四十年后，有‘奴儿’姓者兴于建州。此非寻常边患，恐涉国运。然天机幽渺，或有不验。且今上多疑，若言此，必遭大祸。故托沐府秘藏，异日若真应验，沐氏当以此函示朝廷，早作绸缪……”
读至此，绍芳手颤不已。伯祖竟预言到“奴儿姓者兴于建州”——建州女真，奴儿哈赤（努尔哈赤）！此预言若传出，杨家、沐府皆有大祸。
然此预言关系国运，又不能置之不理。绍芳思虑再三，决意亲赴云南，与沐朝弼面商。然此时朝中形势又变：严嵩已入阁，权势日盛；夏言任首辅，与严嵩相争。若此密函泄露，必成政争工具。
临行前，绍芳将此事密告胡缵宗。缵宗大惊：“此事较《预判录》更险！伯祖真神人也，然此等预言，说之不祥。表兄赴滇，务必秘密行事。”
嘉靖十八年秋，绍芳以“游学”为名南下。船至九江，忽有快船追至，传来噩耗：南京礼部侍郎黄绾（王阳明门人）因上疏言边事，触怒严嵩，被捕下狱。黄绾曾为杨一清文集作序，称赞其“实学”。严嵩党羽借此攀扯，谓“杨一清余党仍在”。
绍芳闻讯，知此时赴滇，必被诬为“结交藩镇、图谋不轨”。只得中途折返，密函沐朝弼：“事急，函暂存尊府。待风波过后，再议。”
返丹徒途中，绍芳夜泊芜湖。江月凄清，涛声如诉。他独立船头，想起伯祖一生：少负奇才，老遭猜忌，逝后争议不休。今又留此惊世预言，不知是福是祸。
忽见江心雾起，似有人影绰约，银髯飘洒，仿佛伯祖踏波而来。耳畔似闻吟哦声。
绍芳急唤：“伯祖！辽东之预言，该当如何？”
雾中人影不答，唯手指东北，又指西南，旋即消散。江雾愈浓，遮蔽星月。
欲知辽东预言如何发展，杨绍芳与沐府如何处置此惊天密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