却说杨绍芳发书追沐朝辅后，心中仍如悬旌。嘉靖八年十月初七，接胡缵宗急信，言已在南京查得端倪：魏国公徐鹏举府中确藏《西北边务纪要》，然非全本，仅前五卷。后五卷据云嘉靖初年徐鹏举之父徐俌（时任南京守备）借予某致仕御史抄录，后竟遗失。徐府因此深以为憾，遂将前五卷秘藏“瞻园”藏书楼，等闲不示外人。
缵宗信中又道：“弟托南京守备太监鲍忠说项，徐公初时坚拒。后沐朝辅携黔国公手书至，徐公方稍松动，允观目录。弟见目录所列，卷一《茶马五策》、卷二《边墙三要》、卷三《河套经纬》、卷四《屯田实边》、卷五《番部绥怀》，皆安边要务。卷六至卷十目录阙如，徐公亦不知详目。今徐公开出三条件：一须有杨家直系子孙亲至南京立据；二须有当朝三品以上大员作保；三须承诺若刊行，不得署徐府藏本字样。三者缺一，概不示人。”
绍芳阅罢，既喜且忧。喜者，伯祖遗稿果存人世；忧者，徐府条件苛刻。杨家直系子孙唯己可往，然一介布衣，如何求得三品大员作保？且徐府不许署其藏本，显是惧涉朝局，欲置身事外。
正为难间，老仆杨忠引一人入，乃镇江知府衙门户房书吏，呈上公文一道。原来知府闻杨家刊刻先贤遗著，特准免去今岁杨家田亩徭役，以示嘉奖。书吏低语道：“府尊还有口信：南京刑部尚书顾璘大人，近日将巡按镇江。顾公乃文坛耆宿，又与杨文襄公有旧。若得顾公相助，或可解燃眉之急。”
绍芳心头一亮。顾璘确是三品大员，且素重文教。嘉靖六年，顾璘曾为杨一清《关中奏议》重刊本作序，中有“石淙公经世之学，足为万世法”之语。若能请其作保，徐府或可通融。
十月中，顾璘果至镇江。绍芳备厚礼往谒，呈上胡缵宗书信及《石淙诗稿》新刊本。顾璘于府衙后堂接见，展读缵宗信后，抚须道：“徐鹏举此举，虽是自保，亦属情理之中。嘉靖三年‘大礼议’后，勋贵多惕厉自守。然杨公遗策关乎边务，岂可因私讳而废公义？”即命取笔墨，亲书保状一纸，略云：“南京刑部尚书顾璘谨保：丹徒生员杨绍芳，系故少师杨一清侄孙，品行端方，学行纯笃。今为刊刻先人遗著《西北边务纪要》，特往魏国公府观书誊录。该书乃安边良策，于国有利，于民有益。若有差池，璘愿同担干系。”书毕钤印，交与绍芳。
顾璘又道：“徐府藏书楼规制森严，非主人亲引不得入。老夫与徐鹏举虽同官南京，然文武殊途，交往不深。汝可持我书函，再请鲍太监相助。鲍忠昔年在司礼监，与徐俌有旧，其言或可入耳。”
绍芳拜谢而出，归家即打点行装。十月底，携老仆杨忠、家丁二人，乘船赴南京。时值深秋，长江烟波浩渺，两岸芦花胜雪。舟中，绍芳反复思量：徐府虽允观书，然只前五卷，后五卷下落不明；纵得前五卷，若不得全璧，伯祖遗策终是残缺。忽想起沐朝辅所言，后五卷乃徐俌借予某致仕御史遗失。此人是谁？若能访得，或可补全。
十一月初三，船抵南京。胡缵宗已在码头相候，引至寓所。缵宗道：“表兄来得正是时候。昨日鲍太监已与徐公说妥，明日巳时，徐公在瞻园‘止鉴堂’相候。然有一事需知会：徐公言，观书限三个时辰，只许誊录，不许携出；且须有徐府管事在旁监视。”
绍芳道：“三个时辰，五卷书如何抄得完？”
缵宗笑道：“弟已筹谋。明日我借四名善书小吏同往，分卷抄录。彼等皆南京户部老书办，速记默写乃是看家本领。另备特制竹纸，薄如蝉翼，可覆书上摹写，如此可省大半工夫。”
次日巳时，绍芳、缵宗至大功坊魏国公府。府第巍峨，五进三路，门首“敕造魏国公府”金字匾额乃永乐御笔。管事引二人入内，但见亭台楼阁，穷极工巧。至“止鉴堂”，徐鹏举已候于堂中。此人年约四旬，袭爵不过三载，然举止沉稳，有祖风。
见礼毕，徐鹏举道：“二位所求，鲍公公、顾尚书皆已说明。先祖确藏有杨文襄公手稿五卷，然有言在先：此书内容，多有嘉靖初年兵部驳斥之议。今虽时过境迁，然涉朝政边务，不可不慎。三位时辰为限，酉时初刻必须交还。”即命管事徐安取来一紫檀木匣。
启匣视之，五卷手稿以黄绫包裹，纸色微黄，墨迹如新。卷首《西北边务纪要》五字，笔力遒劲，确是杨一清真迹。绍芳双手微颤，展第一卷《茶马五策》，但见开篇即云：“臣谨按：自唐宋以来，茶马之制，所以制番夷、固边疆也。今法久弊生，私茶泛滥，官马日稀。宜更定五策：一曰严引票，二曰增课税，三曰设巡司，四曰奖举报，五曰通有无……”每条下附实施细则、历年数据，详备异常。
缵宗即命四吏分抄，自与绍芳检视各卷。至第二卷《边墙三要》，杨一清论道：“筑墙非徒御敌，实乃定疆界、明守责、省戍兵之要务。三要者：一要择地势，借山险、就河滨；二要固根基，深掘壕、广积石；三要联烽燧，十里一墩，三十里一堡，百里一城，首尾相顾。”旁有朱批小字：“此议曾于正德十年奏呈，兵部以‘劳民伤财’驳之。然观嘉靖以来，鞑靼犯边多从无墙处入，可见筑墙之要。”批语字迹秀劲，不知何人所加。
正观间，忽闻堂外喧哗。管事徐安急入禀：“少爷，五城兵马司来人，说有要事求见。”
徐鹏举蹙眉出堂。片刻返回，面色凝重道：“方才兵马司报，有盗贼夜入瞻园藏书楼，似欲窃书。虽未得逞，然楼中已有翻动痕迹。今日观书之事，恐需暂停。”
绍芳、缵宗闻言大惊。缵宗道：“国公爷，四吏已抄录近半，可否容些时辰？”
徐鹏举摇头：“非是徐某不通融。藏书楼乃府中禁地，既有盗警，须即刻查检。万一遗失其他珍本，徐某担待不起。”即命徐安收回书稿。
绍芳心急如焚，忽见第三卷《河套经纬》末页有一行小字：“余此卷所述，多与同年御史李钺相商。钺尝抄副本，或有补益。”心中一动，暗记“李钺”之名。
书稿收回，徐鹏举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实出意外。二位已抄部分，可先携回。容徐某整顿府中，再议后续。”语气虽缓，然送客之意已明。
出得魏国公府，缵宗顿足道：“功亏一篑！那盗贼来得蹊跷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在今日。”
绍芳沉吟道：“恐非寻常盗贼。表弟细想，徐府藏书楼既有《纪要》，何以嘉靖初年肯借出后五卷？借书之‘某致仕御史’，或即李钺。今有人欲得此书，知徐府难入，故先盗后五卷副本，再图前五卷。”
缵宗悚然：“表兄是说，有人志在必得？”
二人回至寓所，四吏呈上所抄。计得《茶马五策》全卷，《边墙三要》大半，《河套经纬》仅抄首尾数页。然仅此片段，已见杨一清谋虑之深。如《茶马五策》末条“通有无”，建议于洮州、河州等地设“官市”，许番民用皮毛、药材换茶盐，如此“番得所需，不鋌而走险；我得战马，可壮边军”。此策实开后世“边市”先声。
当夜，绍芳细阅抄稿，至《边墙三要》中“借山险”条，见杨一清详列延绥至宁夏可用山险二十余处，各注海拔、坡度、驻兵人数。其中“花马池东三十里野狐岭”下批：“此岭虽险，然有暗径通塞外。嘉靖二年，鞑靼百骑从此潜入，掠定边营而去。”读至此，绍芳忽想起刘天和信中言“俺答分犯花马池、定边营”，此岭岂非要害？
正思量，胡缵宗匆匆入室，低声道：“刚得密报，五城兵马司在秦淮河房擒获一人，身藏瞻园地形图。审讯之下，其人招供受兵部武选司某主事指使，欲盗‘边务秘策’。兵马司不敢深究，已移交锦衣卫。”
绍芳惊道：“兵部之人？莫非朝中有人欲得伯祖遗策，或用于边关，或另有所图？”
缵宗道：“此中水深。鲍太监透露，近年朝中暗议复河套之事，有主张用杨公旧策者，亦有斥为妄议者。若《纪要》全本现世，必掀波澜。”
二人议至深夜，决意双管齐下：一由缵宗继续疏通徐府，求观余稿；二由绍芳查访李钺下落，寻觅后五卷副本。
李钺此人，绍芳略知一二。乃河南祥符人，弘治九年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嘉靖二年致仕。杨一清同年进士中，李钺以刚直敢言著称，曾巡抚陕西，熟知边事。
绍芳访诸南京故老，得悉李钺致仕后居开封，然已于嘉靖五年病故。其子李宗枢，现任江西按察司佥事。线索似乎中断。
十一月中，忽有客来访。来人自称开封生员周渠，奉李宗枢之命而来。呈上书信，宗枢书中言：“先父在日，确曾抄录杨文襄公《西北边务纪要》后五卷，然非全本，仅卷六《军械革新》、卷七《粮饷转运》、卷九《番学教化》三卷。嘉靖三年，先父曾以此稿就教于致仕尚书王琼，后稿存王公处。王公嘉靖七年卒于太原，遗物皆归其子王朝儒。今王朝儒任南京光禄寺署正，或可往询。”
绍芳大喜，重谢周渠。即与缵宗访王朝儒于光禄寺衙署。朝儒闻明来意，叹道：“先父确曾存李公手稿，然嘉靖六年家中失火，书房尽焚。此稿是否幸存，实不知也。然先父生前，曾命小吏抄录数份，分赠门生。其中一份或赠予同年好友，现任南京通政使司右参议李元。”
几经周折，终于李元处觅得抄本。然仅存卷六《军械革新》一卷，余皆散佚。李元道：“昔年王公尝言，杨石淙公《纪要》十卷，乃毕生心血。尤以后五卷中卷八《将帅选拔》、卷十《边政总纲》最为精要。然此二卷，王公亦未得见。”
虽只得一卷，绍芳如获至宝。展卷观之，但见杨一清论军械，非徒刀矛火器，更重后勤制式。如“边军弓矢”条云：“今各镇弓力不一，箭制参差，临战难以调剂。宜定标准：弓分八力、十力、十二力三等；箭分梅针、柳叶、凿子三型。各镇依式制造，烙以官印，如此则损坏可互补，粮械可通融。”此等细节，非久历戎行者不能道。
至此，《西北边务纪要》十卷，已得前五卷大半、卷六一全卷，仍缺卷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然合观已得部分，杨一清安边方略已见轮廓：以茶马固经济，以边墙定疆界，以河套为战略，以屯田实根基，以军械强战力，更辅以番部绥怀、番学教化，乃一套完整体系。
十一月末，鲍忠遣小太监传信：徐鹏举已查清，盗书之事乃府中一等管事与外人勾结，欲盗书售予边将。现首犯已擒，徐公感念杨家忠义，允再观书一次，补抄前欠。
此次绍芳、缵宗再入瞻园，徐鹏举亲奉茶叙话。言谈间，徐公道出秘辛：“先祖俌公嘉靖初年任南京守备时，与杨文襄公颇有往来。公尝言：‘吾《纪要》十卷，若得施行，可保西北三十年安靖。’然其时朝中党争方炽，公恐遗稿惹祸，故分藏多处。前五卷托先祖，后五卷副本赠李钺、王琼等。今看来，公真有先见之明。”
补抄既毕，徐鹏举忽道：“另有一物，先祖嘱后代遇杨氏贤子孙时交付。”命人取来一锦盒，内藏杨一清亲笔信札一封。展信观之，乃嘉靖四年致徐俌书，中有言：“《纪要》所述，多逆耳忠言。然老夫观北虏之势，俺答必成巨患。异日边关有急，此策或可用。然须得其人：一要通边情，二要敢任事，三要不避谤。三者缺一，宁可藏之深山，勿轻示也。”
读罢，绍芳潸然泪下。伯祖临终，犹念边关。今俺答猖獗，正应其言。
嘉靖八年十二月，绍芳携已得《纪要》七卷抄本返丹徒。甫到家，陕西信使又至。此番非止张勇，更有刘天和幕僚、兵部职方司主事赵时春同行。
赵时春，字景仁，平凉人，少年登第，素有才名，尤熟边事。见绍芳即揖：“晚生奉刘制台命，特来求《纪要》全稿。今俺答聚兵河套，势将大举。制台言，若得杨公遗策，或可解危。”
绍芳示以已得七卷。时春彻夜研读，至《边墙三要》篇，拍案道：“此真救时良策！今花马池一带边墙颓坏，鞑靼每从此入。若依杨公‘借山险’之法，补筑野狐岭墙垣，则定边营可固。”又读《茶马五策》，叹道：“近年私茶泛滥，官市萧条，战马短缺。若用杨公‘增课税、奖举报’二策，严打私贩，则茶马可复。”
时春抄录要旨，星夜返陕。临行道：“杨公遗策，必当施行。然朝中必有阻挠。刘制台已决意，先以‘应急’之名，行其可行者。待有成效，再奏请全面推行。”
且说赵时春星夜返陕途中，驿站偶遇一老儒，自称西安府学致仕训导陈汝言。两人围炉夜话，时春言及杨一清《纪要》之精要，老儒拊掌叹道：“杨石淙之才，岂止边务？昔年关中士子传诵其《石淙诗钞》，有‘文压三秦，武镇九边’之誉。”
时春请教其详，老儒娓娓道来：“老夫弘治末年游学京师，尝见李空同《弘德集》手稿，其中《与杨应宁论诗札》有云：‘先生《贺兰山阙》诸作，铁马秋风与明月边笳并出，实开我朝边塞诗新境。昔高岑以诗人观边，先生以边帅作诗，气象自然不同。’此语可谓定评。”
“更有一桩佳话，”老儒续道，“正德六年，杨公总督三边时，于固原红古城大破鞑靼，捷报传至京师。适逢翰林院雅集，李东阳公即席吟诵杨公旧作《出塞曲》中‘雪卷旌旗山色改，风传刁斗月华寒’之句，谓众学士曰：‘此等诗句，非身临战阵者不能道。杨应宁真可谓上马击贼、下马草檄之全才。’此事载于焦竑《玉堂丛语》卷二，老夫亲见。”
时春闻言，忽忆及一事：“晚生昔年在翰林院见嘉靖初年档案，有《云南布政使司呈请纂修乡贤文集札》，其中列杨公著述目录，除《关中奏议》《石淙诗稿》外，尚有《制府杂录》《西征日纪》等数种，皆未刊行。礼部批红云：‘杨一清文武兼资，著述宏富，宜令其后人整理呈送史馆。’然此事后竟不了了之。”
老儒叹道：“此乃时势使然。嘉靖三年‘大礼议’后，杨公渐失帝心，其著述自难获重。然文章自有命运。老夫闻江南书肆近年刊刻《皇明经济文编》，收录杨公奏疏十七篇，编者在序中特书：‘石淙之文，如老将布阵，法度森严而奇正相生。其论边事诸疏，可与陆贽《翰苑集》并传。’此评价不可谓不高。”
“更有海外影响，”老儒忽压低声音，“老夫门生有随琉球使臣通译者，言琉球国王府藏有《石淙诗钞》抄本，乃正德年间使臣自泉州购得。其国文士仿作‘边塞体’，竟成风气。此真‘声教讫于四海’矣！”
时春听罢，心潮澎湃。次日分别时，老儒赠以手抄《杨石淙诗文评骘辑录》一册，辑录成化至嘉靖间二十八位文家评语。时春途中展读，见弘治十五年王鏊评语：“杨应宁巡抚陕西时，重修西岳庙碑，碑文雄深雅健，韩柳之遗。昔人谓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为‘文中之画’，吾谓杨公此碑可称‘文中之剑’。”又见正德十年邵宝书信：“读石淙公《督府稿》，觉边塞风烟扑面而来。昔曹子建‘白马篇’写游侠，终是文人想象；今杨公诗写戍卒，字字皆血泪凝成。”
最令时春动容者，乃杨一清门人、嘉靖二年状元姚涞之语：“先师尝谓涞曰：‘老夫一生，幸以文章受知孝庙，以军功报效武庙，以老拙侍奉今上。然青史所记，不过片鳞半爪。后世若论吾诗文，当知字字皆从边疆风雪、民间疾苦中来，非雕虫小技也。’”读至此，时春掩卷长叹：“昔年但知杨公为边帅能臣，今方晓其文章亦足垂世。文武兼资至此，国朝二百年间，能有几人？”
嘉靖九年春，西北战事愈急。俺答率五万骑犯延绥，宁夏告急。刘天和依《纪要》所载，做三事：一命延绥总兵官周尚文补筑野狐岭边墙，于险处设碉楼三座；二令宁夏巡抚翟鹏严查私茶，以所罚没茶引易马千匹，分发各营；三依《军械革新》所载，督造标准化弓矢三万副，箭五十万支。
四月，俺答猛攻花马池。新任花马池参将史经，率兵据新筑野狐岭墙垣死守。鞑靼骑兵仰攻不利，死伤数百。史经又命神箭手依新造强弓射敌，箭如飞蝗，俺答坐骑中箭，险些被擒。经三日激战，虏兵乃退。此役明军斩首二百八十级，获马匹器械无算，是为“野狐岭之捷”。
捷报传至京师，嘉靖皇帝大喜，敕赏刘天和、周尚文等。兵部尚书李承勋奏：“此番御虏得法，多赖边墙坚固、器械精良。闻其所用，多本故少师杨一清遗策。”帝沉默良久，方道：“杨一清确是老成谋国。”然未置可否。
七月，刘天和奏请全面推行茶马新制，并修补自延绥至宁夏边墙三百里。奏疏中大量引用《纪要》原文。朝中争议骤起：户部言修墙耗银巨万，兵部言更制恐激番变。然嘉靖帝经“野狐岭之捷”，知杨一清策有效，特旨：“边事悉听刘天和处置，朝廷不为遥制。”
得此旨意，刘天和大展拳脚。至嘉靖十年秋，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镇补筑边墙四百余里，新设烽墩一百二十座。茶马司严打私贩，年易马增至八千匹。边军器械渐趋统一，粮饷转运因标准化而省费三成。西北防务，为之一新。
边地军民感念杨一清遗泽，遂有民谣传唱：“杨公策，安边策，筑起长城御胡马；杨公谋，安边谋，茶马换来太平秋。”更有老卒于野狐岭碉楼刻石：“嘉靖九年四月，依杨少师遗法筑此墙，虏不能犯。边民得安，谨记。”
却说杨绍芳在丹徒，时得刘天和、赵时春书信，知伯祖遗策见效，欣慰不已。然心中终有憾事：《纪要》后五卷仍未全得，尤缺卷八《将帅选拔》、卷十《边政总纲》二卷。
嘉靖十一年春，胡缵宗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，赴任前特来丹徒。言及《纪要》缺失事，缵宗道：“弟在南京，闻一故老言：当年杨公门生中，有南京兵部郎中王道者，曾参与整理《纪要》。王道嘉靖六年外放山东副使，或知后稿下落。”
绍芳即修书托山东友人查访。三月得回音：王道已于嘉靖八年卒于任上，遗物运回南京。其子王懋中，现任国子监博士。
懋中闻绍芳来意，泣道：“先父在日，常言杨文襄公知遇之恩。确有《纪要》卷八、卷十抄本，然嘉靖七年家遭回禄，藏书尽焚。唯先父笔记中，偶有摘录。”
遂出示王道笔记数册。中有一页记：“嘉靖三年秋，谒石淙师于丹徒。师示《边政总纲》稿，其要曰：‘边政之要，在文武和衷、兵民一体、番汉相安。而根本在于择将：将须知兵爱兵，廉洁刚直；更须通文墨、明大势，非匹夫之勇可任。’师又言：‘此卷所述，多犯时忌。恐吾身后，无人敢行。’”
另一页记：“师论将帅选拔，谓‘今武举徒考弓马，不察韬略；世胄徒凭门第，不谙军务。宜仿唐宋制，设‘武学’教习，分兵法、器械、地理三科。学成经略、总督面试，方授实职。’此议曾密呈皇上，留中不发。”
读此片段，绍芳方知伯祖深谋远虑，竟已提出“军事教育”制度。然此类改革触犯既得利益，难怪“犯时忌”。
懋中又道：“晚生忆起，先父曾言，杨公晚年，将《纪要》最精要处，另录为一册，题曰《安边撮要》，仅三十页，欲呈御览。然未及上，公已薨。此册或存杨家。”
绍芳归家遍寻，果于祠堂神龛暗格内得一薄册，蓝布封面，题《安边撮要》。内辑《纪要》精华，如“茶马五策”择其“通有无”，“边墙三要”择其“借山险”，“将帅选拔”择其“设武学”等。末页有杨一清跋：“此撮要三十条，皆老臣沥血之言。若朝廷能行其半，则边患可息；若全行，则西北永宁。然知易行难，唯待后之贤者。”
至此，《西北边务纪要》虽未得全璧，然主要内容已备。绍芳与缵宗商议，拟将已得七卷，合《安边撮要》，编为《杨石淙公边务遗策》刊行。然顾及徐府“不署藏本”之约，又恐内容敏感，一时难决。
嘉靖十二年，西北局势渐稳。刘天和因功升兵部尚书，赵时春亦攘为翰林院编修。时春不忘杨一清遗泽，上《请褒录故臣遗策疏》，略云：“故少师杨一清，身历四朝，功在边陲。其遗著《西北边务纪要》，虽未全刊，然臣在陕亲见，依其法则边守固，悖其法则虏患生。乞敕礼部，访求全稿，宣付史馆，以彰先臣忠荩，以益当世边政。”
疏上，嘉靖帝批：“杨一清边务之才，朕所素知。其遗稿着江南巡抚访求，妥为保存。”然未提刊行事。
帝虽未明诏刊行，然此旨一下，杨一清《边务纪要》之名震动朝野。江南巡抚欧阳铎亲至丹徒，观稿之后，叹为“经国大典”。欧阳铎乃理学名臣，素谨慎，然仍奏请：“《纪要》中如茶马、边墙诸策，已见成效，宜编为《边政成例》，发各边镇学习。”
此奏获准。嘉靖十三年，兵部刊印《边政成例》五卷，其中三卷辑录杨一清遗策，删去“犯忌”之言，保留实务条款。发至九边，各镇督抚视为宝典。延绥巡抚张珩于衙署建“石淙堂”，陈列《纪要》抄本，谓僚属曰：“杨公此书，字字皆从实战中来。为边臣者，不可一日不读。”
杨一清边务思想，由此深入西北军政。嘉靖中叶，三边总督王琼、曾铣等，凡议边事，必引“杨公曰”。修筑边墙，依其“择地势”法；整顿茶马，循其“严引票”制；甚至选拔边将，亦参其“通文墨、明大势”之论。虽因人因时略有变通，然核心思路一脉相承。
至嘉靖二十年后，俺答愈强，边患复炽。然西北防线因前此十余年依杨一清遗策整顿，根基已固。嘉靖二十五年，俺答大举入犯，明军虽败多胜少，然终未如正统年间“土木之变”般全线崩溃。论者谓：“此杨公遗策筑墙、积粮、练兵马之效也。”
当然，杨一清《纪要》中一些前瞻之议，如“设武学”“番学教化”等，终嘉靖一朝未能施行。然其种子已播下，至隆庆、万历年间，戚继光著《练兵实纪》，提出“武学”之制；王崇古、方逢时等处理番务，倡“教化导引”，依稀可见杨一清思想的影子。
嘉靖十四年秋，杨绍芳已年逾五旬。这日整理书房，将《石淙诗稿》《关中奏议》《边务遗策》诸稿分箱珍藏。忽见箱底有一未启信札，乃伯祖杨一清嘉靖五年致门生、时任吏部侍郎的董玘密函副本。展读之，中有惊人之语：
“……老夫《纪要》十卷，皆明面之策。然边事诡谲，常有不可明言者。另撰《边事秘录》一册，记成化以来边防虚实、将帅优劣、番部内情，并预测未来三十年边患演变。此册所载，牵涉太多，故藏之滇中故里安宁，托沐府保管。异日若边关有倾覆之危，或朝中有巨奸乱政，可启此册，依计而行。然须慎之又慎，非万不得已，勿启也……”
绍芳读罢，冷汗涔涔。原来伯祖除《纪要》外，尚有更机密的《边事秘录》！此册预测“未来三十年边患”，今已至嘉靖十四年，岂非正应验之时？且册中记“边防虚实、将帅优劣”，若落入敌手或奸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沐府保管？莫非在黔国公沐绍勋处？然沐朝辅从未提及。或另有隐衷？
正惊疑间，胡缵宗自南京来信，提及一怪事：“近日有云南客商至金陵，暗访杨文襄公遗著。自言受缅甸宣慰司某土司所托，欲重金求购《边事秘录》。弟骇然，此书名从未外传，彼何以知之？已密报锦衣卫。”
绍芳愈觉事态严重。伯祖遗著，竟引境外势力觊觎。《边事秘录》所藏，恐已泄露。若此册被俺答或朝中奸佞所得，则边防机密尽泄，将帅把柄在握，其害无穷。
必须尽快寻得此册，妥善处置。然云南路远，沐府势大，且此事极秘，如何着手？若公开寻访，恐打草惊蛇；若密往探查，己一介书生，力有未逮。
更可虑者，伯祖信中言“非万不得已勿启”。今俺答虽强，尚未至“倾覆之危”；朝中虽有严嵩渐起，亦未成“巨奸乱政”。此时启册，是否合伯祖本意？
窗外秋风萧瑟，黄叶纷飞。绍芳望南天，遥想滇中安宁故里，伯祖出生之地。那《边事秘录》究竟藏在何处？沐府对此知多少？当年伯祖托付时，又有何嘱咐？
忽忆起沐朝辅曾说，黔国公府藏书楼有“秘阁”，非沐氏直系不得入。或在其内？然沐绍勋已于嘉靖十二年卒，今黔国公为沐朝辅之兄沐朝辅。此人绍芳仅一面之缘，如何开口？
更深一层想：伯祖留此秘册，必有所指。所谓“未来三十年边患演变”，今已过十数年，其后十几年又将如何？俺答之后，北虏还有何变局？朝中边政，会走向何方？
烛光摇曳中，绍芳似又见伯祖幻影，此次非在月下，而在滇中群山之间，手指西南，目有深忧。耳边仿佛响起当年《家训》之言：“居安思危，处治防乱。非常之策，待非常之时。”
绍芳决意，明春亲赴云南，拜谒沐府，相机行事。然此去路途艰险，且涉机密，需有万全准备。忽想起赵时春现为翰林编修，或可托其打听朝中对此事风向；胡缵宗在南京，可查云南客商底细；至于沿途护卫……正思量，老仆杨忠入报：“少爷，门外有镖师求见，自称受陕西刘天和尚书所遣，有要事相告。”
刘天和已升兵部尚书，此时遣镖师来，必有紧要。绍芳急请入，来人呈上密函。刘天和书中言：“近得边报，俺答遣密使入滇，似与沐府某支接触。又闻朝中有大臣密奏，谓杨公生前与沐府有过从甚密之举，藏有秘件。恐有人欲借此生事，诬杨公与边将暗通款曲。望先生早作打算，或将重要遗稿转移他处……”
读罢，绍芳手颤心寒。不想伯祖遗著，竟卷入如此漩涡。北虏、朝臣、沐府、秘册……诸事交织，危机四伏。那《边事秘录》，究竟是救国良策，还是惹祸根苗？伯祖当年深谋远虑，可曾料到今日局面？
欲知杨绍芳如何区处，此册又藏何等惊人预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