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杨一清致仕南归，车马迤逦，历两月方抵镇江府丹徒县。此乃其祖籍所在，南徐故地，长江如带，金、焦二山遥相对峙，确是个山水清幽之处。杨家旧宅在城西竹林巷，三进院落，粉墙黛瓦，门前老槐如盖，虽不及京中府邸宏阔，却自有一番江南雅致。
杨一清下车时，族中子弟、乡绅耆老早已候在门外。为首者乃其堂弟杨一明，现任丹徒县学教谕，率众跪迎：“恭迎兄长荣归故里！”杨一清忙扶起，环视故园，但见庭中青苔满径，窗棂漆色斑驳，不禁叹道：“去时黑发，归已白头。这宅院倒比老夫精神些。”
安顿既毕，次日便有镇江知府、江防同知等地方官员登门拜谒，礼品堆积如山。杨一清命将礼品悉数退回，只留三样：知府所赠新刊《镇江府志》一部，同知所呈《长江汛防图》一卷，县学所献文房四宝一套。余者附书谢绝：“老夫致仕归田，乃布衣之身，岂敢受地方供奉？诸公但能勤政爱民，便胜赠千金。”
三日后，杨一清闭门谢客，开始了真正的隐居生活。他令仆人将东厢三间打通，设为“邃庵书斋”。北墙立通天书架，存放历年奏稿、书信、笔记；南窗下设大案，陈列地图、罗盘、算筹；西壁悬亲手所书条幅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经万般事，悟万般理。”
整理旧稿是第一要务。时值正德十年（乙亥，1515年）秋，杨一清已六十有三，自弘治八年入仕，历孝宗、武宗两朝，凡三十三年。他从箱篓中取出积年文稿，竟堆满半间屋。有陕西巡抚时的《茶马疏》，有三边总制的《边墙议》，有吏部尚书任上的《考功法》，更有弹劾刘瑾、谏止南巡的奏章副本。纸色深浅不一，墨迹浓淡各异，展开时尘灰飞扬，往事如烟扑面。
这日整理至《请修边墙疏》原稿，见上面朱批“该部知道”四字，乃孝宗御笔。杨一清抚纸良久，忆起当年踏勘千里边塞，与将士同饮雪水、共卧土炕的情景。忽见稿纸夹缝中飘出一片枯黄枫叶，叶脉间隐约有字。细辨之，竟是当年在花马池边，守卒王二狗所赠，叶上炭笔写着：“杨爷修墙，鞑子跳墙。墙高丈八，安心种瓜。”字迹稚拙，情意真切。杨一清将枫叶小心夹入《西征日录》中，喃喃道：“不知二狗今尚在否？”
正感慨间，老仆杨忠来报：“老爷，有客来访，自称是苏州故人。”
来者乃致仕南京礼部侍郎邵宝，字国贤，号泉斋，与杨一清同年进士，皆出李东阳门下。此人学问渊博，尤精易理，辞官后在无锡惠山筑“二泉书院”，著书讲学。
二人相见，执手相看，俱是老泪纵横。邵宝道：“邃庵兄受苦了！京城之事，愚弟虽在江南，亦有耳闻。廷杖之辱，直臣之殇，令人扼腕！”
杨一清邀至书斋，亲手烹茶。茶是镇江本土“金山翠芽”，水取中泠泉水。邵宝见满室文稿，叹道：“兄这是要效法司马温公，著书立说以贻后世？”
“温公著《通鉴》，为资治之道。愚弟这些散碎文字，不过个人经历，何敢比肩？”杨一清斟茶道，“只是近年来常思，为官三十余载，经事不少，得失几何？若不留些真实记载，后人何以知正德朝局之诡谲、边关形势之危急？”
邵宝颔首：“此言甚善。弟观当今天子，游乐无度，佞幸满朝。江彬、钱宁之流，较刘瑾更甚。兄在朝时，尚可稍加制约；兄既去，恐无人能阻其荒唐矣。”
话题渐入沉重。杨一清忽问：“国贤精研易理，以为大明国运如何？”
邵宝沉吟良久，蘸茶在案上画一卦象：“昨夜观天象，见紫微晦暗，客星犯斗。依《易》而推，当在‘泰’之‘临’卦。泰者，小往大来，天地交而万物通。然九三爻动：‘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，艰贞无咎。’此象主朝堂倾轧，君臣失和。若至上六：‘城复于隍，其命乱也。’则恐有……”
“有社稷之危？”杨一清接口。
“正是。”邵宝叹道，“然易道玄妙，重在变通。若得‘刚中而应’之臣力挽狂澜，或可转‘临’为‘泰’。兄观朝中，尚有此等人否？”
杨一清摇头：“李东阳老矣，杨廷和虽正，然孤掌难鸣。余者或依附阉宦，或明哲保身。武宗身边，尽是江彬、钱宁、张忠之辈，终日怂恿游猎、扩建豹房。去岁北狩宣大，今岁又欲南巡，老夫以死相谏，方暂止南巡。然圣心已离，非言语可回。”
二人相对默然。窗外秋雨渐沥，敲打芭蕉，声声如泣。
邵宝忽道：“兄既归隐，何不效法白乐天、苏东坡，寄情山水，诗酒自娱？朝堂之事，且由他去吧。”
杨一清苦笑：“国贤岂不知我？身在江湖，心悬魏阙。昨夜梦回，犹见边关烽火，百姓流离。醒时枕上，泪湿半幅。”他起身推开北窗，遥望长江烟波，“你看这滔滔江水，东流入海，从不止歇。老夫这颗心，亦如江水，虽暂归平静，终难断天下之忧。”
正说着，老仆杨忠又报：“应天府通判顾璘求见，言有要事相商。”
顾璘字华玉，号东桥，乃江南才子，现任应天府通判。此人虽官职不高，却交游广阔，消息灵通。他冒雨而来，衣袍尽湿，不及寒暄便从怀中取出一封密信：“邃庵公，此乃宣府故旧托八百里加急送至南京，辗转至学生手中。事关重大，不敢耽搁！”
杨一清展信观之，面色渐沉。信乃宣府参将周尚文亲笔，言三事：其一，正德九年冬，鞑靼小王子部屡犯宣大，边军缺饷三月，士气低落；其二，宣府镇守太监张忠与江彬勾结，克扣军饷，虚报兵额，仅宣府一处便冒领空饷五千人之多；其三，大同镇更甚，总兵官王勋纵兵抢掠边民，反诬民为“通虏”，杀戮无辜以冒功。
信末写道：“末将冒死具陈，实因边事已危如累卵。今秋胡马肥壮，必大举入寇。若朝廷再不整饬，恐宣大不守，京师震动。杨公虽归林下，然威震三边，旧部犹念。万望设法转圜，救边关将士百姓于水火！”
邵宝观信后愤然：“边将如此，国何以堪？张忠、江彬之辈，真乃社稷蛀虫！”
顾璘补充道：“学生还闻一事：去岁武宗北狩宣府，江彬怂恿皇上‘夜入民宅，掠人妻女’，美其名曰‘探访民情’。宣大百姓有女者，夜不敢眠。此事虽秘而不宣，然南京官场已暗传。”
杨一清听罢，闭目良久。再睁眼时，目中精光闪烁：“华玉，此信除你之外，还有何人见过？”
“只有学生一人。送信者乃周将军家丁，交信后即返，恐留痕迹。”
“好。”杨一清将信置于烛火上，顷刻焚为灰烬，“此事你知我知，国贤知，万勿再传。周尚文忠勇可嘉，然若此信泄露，他必遭张忠毒手。”
顾璘急道：“然边关危急，岂能坐视？”
杨一清踱步至案前，铺纸提笔：“老夫虽致仕，尚有上疏之权。今以‘老臣闻边事有感’为题，写一密疏，不涉具体人事，只论边防大略。请华玉设法转交通政司旧识，直呈内阁。杨廷和见到，自会明白。”
邵宝赞道：“此乃老成谋国之举。不明指奸佞，而陈边防利害；不涉具体，而句句直指要害。”
杨一清挥毫疾书，笔下字字千钧：“臣闻：无事时当如有事时提防，有事时当如无事镇静。今宣大重镇，粮储空虚，军心涣散……”“宣府为京师之门户，连接东南，牵制左右，捍卫京师的重要一‘边’。”写到此处，他忽停笔问：“华玉，你在南京，可知宣府、大同仓廪实情？”
顾璘道：“学生恰有同年任户部主事，去岁核查边储。据其密告：正德十年秋，宣府见存粮仅五万四千余石，料五万一千余石，银二十八万余两；大同粮十四万五千余石，料六万四千余石，银九万六千余两。此数仅够平日支用，若遇战事，断难维持。”
杨一清笔下更疾：“……据查，宣大二镇存粮不足二十万石，银不足四十万两。此等储备，遇小警尚可支吾，若逢大寇，何以持久？昔汉文帝劳军细柳，唐太宗亲征高丽，皆先足粮饷而后动刀兵。今边储如此，而陛下北狩南巡，耗费无度，臣恐……”
写至此，他长叹一声，终究将“臣恐”二字涂去，改为“伏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，思社稷守成之难，节用爱民，整饬边防”。疏成，竟达三千言。
顾璘怀疏告辞。邵宝亦起身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愚弟告辞。兄保重身体，来日方长。”
送走二人，杨一清独坐书斋。秋雨已停，残月如钩。他取出一卷《宣府镇志》，就着烛光细读，直至三更。
自此，杨一清深居简出，专心著述。他将历年奏疏分类整理，计划编纂《关中奏议》十卷。第一卷为马政类，收录督理陕西马政时奏疏；第二卷茶马类，第三至六卷巡抚类，第七至九卷总制类，第十卷则为再任三边总督后所上。
这工程浩大，需核对年月、查证史实、补充背景。杨一清每日黎明即起，深夜方息。案头堆积如山的文稿，被他一一梳理。凡涉及边防机密处，他慎之又慎；凡弹劾权阉章节，他保留原貌。
某日整理至正德五年平定安化王朱寘鐇之乱时奏疏，忽见其中夹着一页残纸，竟是当年与太监张永密谈的纪要。上写：“永问：‘脱不济，奈何？’一清答：‘言出于公必济。万一不信，公顿首据地泣，请死上前……’永勃然起曰：‘嗟乎，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！’”往事历历在目。
正沉吟间，老仆杨忠引一人入内：“老爷，陕西旧部来访。”
来者竟是仇钺！这位当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首功之臣，如今已是宁夏总兵官，奉调入京述职，特绕道丹徒拜谒老上司。
仇钺风尘仆仆，见面便拜：“末将拜见杨公！一别数年，公清瘦矣！”
杨一清忙扶起：“仇将军镇守边关，辛苦！宁夏局势如何？”
仇钺屏退左右，低声道：“正要禀告杨公：自公去后，边事日非。江彬党羽遍布九边，尤以宣大、延绥为甚。去岁鞑靼犯边，宣府总兵郤永畏敌如虎，闭城不出，任胡骑掳掠百姓。事后反虚报斩首级，冒领赏功。末将曾上疏弹劾，疏至兵部，被钱宁压下。”
“朝中竟无人敢言？”
“杨廷和大学士曾言，然皇上不听。江彬常在御前诋毁文臣，言‘书生不知兵，妄议边事’。更有甚者，”仇钺声音更低，“江彬劝皇上‘自领兵马，设立团营’，已从边镇抽调精兵万人入京，名为‘外四家军’，实则私人武装。这支兵马不归兵部，只听江彬调遣。”
杨一清拍案而起：“此乃汉末州牧、唐末藩镇之祸始也！皇上……皇上竟允之？”
“皇上以为新奇有趣，封江彬为‘威武副将军’，常着戎装，与江彬并马出入豹房。”仇钺痛心道，“杨公，末将此次入京，见京营亦被江彬渗透。若此人异日生变，恐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危！”
一番话，说得杨一清脊背发凉。他踱步至窗前，望北天长叹：“老夫当年除刘瑾，本以为可清君侧，安社稷。不意去一虎而引群狼，国之将乱，必有妖孽。”
仇钺道：“朝中正直之士，皆盼杨公复出。李东阳大学士曾言：‘能制江彬者，唯杨邃庵耳。’”
杨一清摇头：“老夫垂垂老矣，又遭廷杖，筋骨已损。且皇上厌我直言，纵复出，亦难作为。”他转身执仇钺手，“将军忠勇，当守好宁夏。边关乃国家屏障，万不可失。他日若真有变，将军当以社稷为重。”
仇钺含泪应诺。二人促膝长谈至深夜，仇钺方告辞赴京。
仇钺去后，杨一清心境愈沉。他开始整理诗稿，将历年所作辑为《石淙诗稿》。“石淙”者，其自号也，取意云南老家水流石间淙淙作响之美景。
这日，邵宝携新茶来访，见杨一清正誊抄旧诗。其中一首《塞下曲》写道：“烽火照边州，将军未肯休。黄沙埋战骨，白发老戍楼。胡马年年犯，皇恩岁岁酬。谁怜沙场卒，夜夜望刀头？”
邵宝读罢叹道：“兄诗沉郁苍凉，有杜少陵遗风。然过于悲苦，恐伤身心。”
杨一清苦笑：“非诗悲苦，乃时势悲苦。老夫在陕八年，亲见边民之苦。今归江南，虽山水怡人，然每食粳米，便思边卒啖糠；每饮清茶，便念戍卒咽雪。此心难安，诗何以欢？”
邵宝道：“兄过矣。昔范仲淹云‘先天下之忧而忧’，然亦需‘后天下之乐而乐’。若终日忧戚，非但无补时艰，反损己寿。弟近日读《庄子》，颇有心得。兄可知‘庖丁解牛’之喻？”
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庖丁解牛，‘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’。治国若此：时势如牛体，有筋骨交错之处，亦有间隙可入。为政者当顺其纹理，寻其间隙，而非以刀砍骨，徒损锋刃。”邵宝娓娓道来，“兄当年除刘瑾，便是寻到张永与刘瑾之‘间隙’，游刃有余。今江彬之势，看似铁板一块，然岂无间隙？皇上虽宠之，然性喜新厌旧；钱宁虽附之，然贪婪无度；边将虽畏之，然怨声载道。此皆‘间隙’也。”
杨一清沉思良久：“国贤之意，老夫当静待时机？”
“正是。《易》云：‘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’兄如今归隐，正可藏器修身。他日时机至，自可再出。”邵宝取出一卷《周易参同契》，“此书言内外丹法，然其理通于世事。兄不妨参详，或有所悟。”
自此，杨一清除整理文稿外，开始研读老庄、易经。他渐有所悟：为政之道，刚柔并济；处世之方，进退有度。昔年自己过于刚直，如刀砍骨，虽正气凛然，然终致廷杖之祸。若稍加迂回，或能成事而不伤身？
某夜，他梦回陕西。见边墙巍峨，烽燧相连，将士欢歌。忽而墙倒烽灭，胡骑如潮。惊醒时，冷汗涔涔。披衣起身，作《梦边吟》一首：“二十年踏贺兰雪，八千里筑秦陇墙。醒来犹闻胡笳咽，始信魂梦在边疆。”
诗成，天已微明。他忽然彻悟：自己这一生，早已与边关、与社稷血脉相连。所谓归隐，不过是暂歇；所谓悟道，不过是积蓄。待时机至，这颗老迈之心，仍将为天下跳荡。
正德十一年春，杨一清《关中奏议》初稿将成。此时，朝中传来骇人消息：御史张钦等人上书谏止武宗出居庸关北巡，竟被下诏狱廷杖。消息传到丹徒，杨一清正在校勘书稿。闻讯，手中朱笔跌落，污了稿纸。
不几日，顾璘再次密访，带来更坏消息：江彬引边将许泰、神周等入豹房，与武宗结为“义子”，赐姓朱。更有甚者，宁王宸濠贿赂钱宁、臧贤，竟得以恢复护卫。江西巡抚孙燧连上七疏，言宁王必反，然疏皆被钱宁所阻。
杨一清铺纸写信，欲联络南京守备太监刘琅（刘琅与江彬不睦，且与张永交好），以为他日之备。顾璘迟疑：“张公自刘瑾诛后，备受排挤，今在南京守陵，恐无能为力。”
“非求其有所为，乃留一线善缘。”杨一清笔走龙蛇，“世事难料，今日无用之人，他日或成关键。”
四月，杨一清迎来六十有三寿辰。寿宴简朴，忽有锦衣卫缇骑闯门，为首者乃百户高某，手持驾帖：“奉东厂提督江彬公之命，查问杨一清私通边将、诽谤朝政之事！”
满座皆惊。杨一清从容应对，缇骑搜检书斋一无所获，却夺过案头《梦边吟》诗稿，诬指“通敌”。正僵持间，司礼监太监李镇携圣旨赶到，宣赐御酒、宫缎、匾额“耆德忠正”，斥退缇骑。杨一清心中明镜：此乃杨廷和在朝中周旋之果。
李镇低语传杨廷和之言：“朝局艰危，请公保重。他日或需公再出山。”又递上张永密信，信中言“京中凶险，甚于昔年”。杨一清知江彬势焰之炽，连诛刘瑾的张永亦需避祸。
寿宴不欢而散。杨一清忧愤交加，竟至咳嗽咯血。邵宝日日宽慰，然边警频传：鞑靼入寇，边将溃败；宁王复护卫，反迹日彰。杨一清于病榻上挣扎写就痛陈时弊的“遗疏”，虑及言辞过激，终付之一炬，长叹：“且看天意吧！”
病稍愈，杨一清常至江边散步，见渔夫放生怀子大鱼，顿悟治国需“留余地，蓄生机”，除奸、平叛亦需待其恶贯满盈、自取灭亡之理，心绪稍宽。
此时，杨廷和次子杨惇来访，呈父书信。信中言江彬、钱宁辈无法无天，怂恿武宗“西巡”，自己苦谏不从，独木难支，并嘱“他日若变，或需兄再出”。杨一清详问朝中情形，知武宗迷于豹房秘戏，数月不朝，南京官员亦多缄口，唯余叹息。
他将所思整理成《悟道录》，深感“知易行难”。正德十四年秋，《关中奏议》十卷终成，他却叹道：“书成无用，需人用之。若朝中仍是江彬辈当道，此书不过废纸。”
不久，边关急报：鞑靼大举入寇，破关掠民。武宗闻报不惊反喜，欲效仿永乐“亲征”。江彬怂恿，钱宁附和，内阁无首，无人敢谏。武宗竟下旨以“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”名义，统兵十万北征。
杨一清虽知无用，仍闭门三日，写成《谏北征疏》，力陈“十不可”，命仆人送南京通政司转呈。疏至御前，武宗怒掷于地，江彬趁机进谗，言杨一清与边将暗通，泄露军机。武宗虽未深究，然江彬已暗记在心。
北征大军至宣府，武宗日与江彬游猎饮酒，全无战意。军饷不继，士卒掠民，怨声载道。是年六月，江西果传惊天消息：宁王宸濠反！杀巡抚孙燧，率兵十万陷九江，声言直取南京。天下震动。
宁王反讯传来那夜，杨一清独坐邃庵书斋，窗外秋雨敲竹，声如碎玉。他未点烛火，一任黑暗将自己吞没。案头那部新订的《关中奏议》十卷，墨香犹存，此刻却重若千钧。平生功业、毕生心血，在这天下分崩的巨响前，似乎都成了纸上的空谈。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妄感，混着久病的倦怠，沉沉压来。
“刚柔并济……”他于黑暗中喃喃自语，这四个字，近年来思索过无数次，今夜却格外刺心。他起身，凭记忆从书架顶层摸出一只扁长的紫檀木匣。打开，里面并非珍玩，而是几样旧物：一枚边缘磨得光滑的“都御史”铜印，一截断裂的玉带钩，还有一本边角卷曲的《贞观政要》。每一样，都刻着一段往事，一道伤痕。
他拿起那枚铜印。弘治十五年，他初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奉旨督理陕西马政。少年得志，锐气如刀。面对茶马私贩的豪商、侵占草场的镇守太监，他毫无畏惧，以“尽笼茶利于官”的铁腕，连上十三道奏疏，罢黜贪官，整顿积弊，终使边马复壮。那时他深信，为政只要“刚”且“正”，便可无往不利。指腹摩挲着印文“总宪风纪”四字，彼时的热血与信念，犹在指尖发烫。那是“刚”的胜利，却也埋下了“过刚”的伏笔——他为此开罪了多少内廷权宦、地方豪强？若非孝宗皇帝明察回护，只怕等不到刘瑾，他便已折戟沉沙。
指尖触到那截玉带钩，一阵冰凉。正德二年，刘瑾擅权，他因修筑边墙“冒破边费”之诬，锒铛入狱。这玉带钩便是在诏狱阴湿的地面上，挣扎时撞到石槛碎裂的。那时他遍体鳞伤，几度昏迷，自忖必死。狱中无日月，唯有彻骨的寒与恨。恨刘瑾，也恨自己。恨自己为何只知埋头修墙、整顿马政，却对近在咫尺的宫闱之恶、对皇帝身边那张日益膨胀的巨网，缺乏警惕与制衡之术？若早知刘瑾必除，是否能在筑墙理马之外，更早布下一些绵里藏针的暗局，而非待其羽翼丰满后正面硬撼？那时的他，只有“刚”的骨，却无“柔”的筋，差点被硬生生折断。
烛火终于被点亮，昏黄的光晕洒在《贞观政要》上。他翻开一页，是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的篇章，字迹旁布满密密的批注。其中一句“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”，被他重重圈出。旁批小字写于正德五年，那是他设计除刘瑾、与张永密室定策之后：“除巨奸如烹小鲜，火候、佐料、器皿、时机，缺一不可。张永，火也；李东阳、杨廷和，佐也；安化王之变，器也；武宗疑心，时也。刚以定策，柔以行权。此番若无‘柔’术运筹其中，纵有十封血疏，亦难动刘瑾分毫。”这是他从血与火的教训中，悟出的第一次“刚柔并济”。然而，此“柔”似乎只用于“除奸”这等非常之事。到了谏止南巡、整顿吏部时，面对顽童般的皇帝与盘根错节的阉党，他那“为苍生请命”的孤愤与“肃清朝纲”的急切，又让他不自觉地变回了那个只知直言强谏的“杨都御史”。结果，是午门外血肉横飞的廷杖。
“错矣……大错矣……”他对着烛火，声音沙哑。务实，不仅仅是办实事、修边墙、整马政。真正的“务实”，首在“识务”——认清君主是何等样人，朝局是何等态势，何种方法在此时此地最为有效。对孝宗那样的明君，自可刚直建言；对武宗这般顽童心性的天子，若只知效法魏征死谏，非但不能入耳，反会自毁长城，使奸佞更易乘虚而入。刚，是原则，是目标，是“本”；柔，是方法，是策略，是“用”。为了守住安边富民、肃清奸佞这个“刚”的本，在手段上必须能“柔”，能迂回，能妥协，甚至能暂时隐忍。如同治病，有时需用猛药攻伐（刚），有时则需温养调和（柔），需视病人体质、病情深浅而定。治国，何尝不是医国？
他推开窗，深秋的寒气涌进，精神为之一振。远处长江，夜色中只见沉沉一线，不闻波涛，却知它万古奔流，遇山则绕，遇峡则激，遇平原则浩荡，姿态万千，其东流入海之志却从未更改。这江水，便是最大的“刚柔并济”。
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他关上窗，将木匣仔细收好。宁王虽反，但王阳明已去平乱；武宗虽荒唐，然国本犹在。自己这一身病骨，满腔未冷的热血，或许真的还有再用之时。若天意真予良机，再度出山，他告诫自己：目标当更坚（刚），但身段当更柔；眼睛须紧盯边关烽火、百姓疾苦（务实之本），但双手须懂得在复杂的朝局中，拨开荆棘，甚至有时需借力打力。不再做轻易折断的直剑，而要做既能镇纸、又可划刻的玉尺——有原则的坚硬，也有实用的韧性。
话说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消息传至丹徒，杨一清忧心如焚，旧疾复发，此次来势汹汹，竟至咯血不止，连日昏迷。邵宝、顾璘等人遍延名医，皆言“忧劳过甚，心火煎肺，如油尽灯枯，非药石可速效”。丹徒城内外，闻者无不叹息。
病榻之上，杨一清神志飘忽。一夜，他恍见自己再登贺兰山，忽见北方天际红光崩裂，一颗大星摇曳而坠，其声如雷；转而场景变换，又见京师九门素白，哀乐动地，一群身着素服的官员正簇拥一位面容瘦削、目光沉静的年轻亲王模样的身影，缓缓步入奉天殿。那少年回首一望，目光如电，竟直刺病榻上的自己。杨一清陡然惊醒，冷汗透衣，心中突突乱跳。
他将此梦含糊告知榻前守候的邵宝。邵宝精研易理，闻言面色剧变，屏退左右，方压低声音道：“邃庵兄，此梦……星坠主大丧，新主入嗣……莫非宫中有变，新天子将出自藩邸？”杨一清闻之，双目骤然睁开，虽气若游丝，却闪过一道锐光。他挣扎欲起，嘶声道：“若真如此……天下……恐又将有一番震荡……”言罢力竭。
此后月余，杨一清时昏时醒。然而，或许是心系社稷的执念太深，入了深秋，他的病情竟奇迹般稳住了。虽仍是衰颓老人，需长期静养，但咯血渐止，神志日渐清明。他自嘲为“石淙病叟，阎王暂拒”，遂更安心于整理毕生心血，将《关中奏议》、《西征日录》等稿反复校订，嘱托邵宝：“若他日刊行，务必直书，勿为尊者讳，勿替佞者隐，留一部信史于后世。”
期间，传来消息：南赣巡抚王守仁已用奇兵，短短四十余日平定了宁王之乱。然武宗为遂南游之愿，竟秘不发丧，将已擒的宁王放归鄱阳湖，欲“亲自擒获”，直至正德十五年腊月方在南京搞了一场荒唐的“受俘”仪式。杨一清闻之，唯余苦笑，深知国事糜烂，已至无以复加之境。
正当他于丹徒江边，看似将终老林泉之际，历史的洪流已奔涌至转折之处。
这日，杨一清正于书斋校阅《西征日录》末卷，老仆杨忠忽引一人踉跄闯入。来人满面风尘，袍角破裂，竟是昔日吏部旧属、现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沈灼。沈灼不及行礼，扑跪于地，声音因激动与疲惫而嘶哑：“老……老大人！京师天变了！”
杨一清手中朱笔一顿，沉声道：“莫慌，慢慢讲来。”
沈灼喘息稍定，低声道：“正德十六年三月，丙寅日，圣驾……崩于豹房！”虽早有预感，闻此确讯，杨一清仍觉心头巨震，闭目良久。沈灼续道：“江彬逆贼，果欲作乱，幸得太后与杨阁老（杨廷和）密定大计，诱擒此獠于坤宁宫。如今钱宁、江彬等逆党尽除，朝野一清！”
“嗣君何人？”杨一清最关切此事。
“按祖制，兄终弟及。内阁已定议，迎立兴献王长子，今已至京师，不日将登大宝，改元嘉靖！”沈灼从怀中取出一封火漆密信，“此乃杨阁老亲笔。阁老言，新君虽聪颖，然少年藩邸入承大统，朝局暗流未息。值此鼎革之际，百废待举，边防尤重。满朝文武，论资望、才略、边务，无出老大人之右者。廷议已动，不日将有纶音下降，征召老大人还朝！阁老嘱学生星夜兼程，先行禀告，请老大人务必保重贵体，以备朝廷大用！”
杨一清展开杨廷和书信，字迹熟悉，言辞恳切。他行至窗前，目光似已望见千里之外的紫禁城。新帝少年，锐气方张；朝局初定，百端待理。这确是一个需要老臣的时代。然而，宫阙深深，新一轮的朝堂风云，恐怕比正德年间更为复杂诡谲。
他将书信就烛火焚去，沉默半晌，方对沈灼道：“你一路辛苦，且去歇息。此事，老夫知晓了。”
当夜，杨一清独坐书斋，直至东方既白。他摩挲着案头那枚“总制三边军务”的旧印，又展开大明舆图，手指从京师缓缓移向九边重镇。邵宝清晨来访，见其神态，便知端倪，叹道：“看来，兄这‘石淙钓叟’，终究难逃‘魏阙之思’。”
杨一清目光深邃，缓缓道：“非是难逃，是责无旁贷。只是，此番若去，恐非复当年情景。新主英断，权枢交错，老夫此身，恐将再入漩涡。”
正言语间，忽闻巷外马蹄声疾，伴有钦差仪仗的隐约喝道之声，由远及近，竟似直奔杨宅而来！老仆杨忠飞奔来报，声音发颤：“老爷！门外……门外有天使持节，说是京师来的钦差！”
邵宝与杨一清对视一眼，心中俱道：“来了！”
杨一清整理衣冠，那久病的躯体此刻挺直如松。他知道，门外不仅是大明皇帝陛下的使者，更是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时代的召唤。此番踏出此门，前路是再造功业，还是身陷更深的政争波澜？他深吸一口气，目光恢复了一贯的沉静与锐利，对邵宝道：“且随我去迎天使。这潭静水，终究是要搅动了。”
欲知钦差所颁何旨，嘉靖新君对这位四朝元老有何重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